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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

发布时间:2020-06-19  作者:   分类:荟萃快报  

刘霞: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

你一无所有,只能
和家里的灰尘一起等我
它们一层层
积满了所有角落
你不愿拉开窗帘
让阳光惊扰它们的安宁
──刘晓波,〈和灰尘一起等我──给终日等待的妻〉

即便在强权的监控和暴力的骚扰之下,这对夫妇的日常生活仍然温馨、浪漫、朴素。刘晓波常说,热爱生活,先从热爱饮食开始。晚上,很多时候都有饭局,刘晓波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在外面吃饭。刘晓波对菜品本身的重视,胜过对餐馆的环境和档次的重视。他既愿意接受朋友的邀请,到豪华的餐厅吃饭,也乐于去尝试那些设施简陋、更有民间风味的「私房菜」。比如,蒋宅口附近有一间名为「重庆烧鸡公」的小餐馆,面积只有二、三十平方公尺,由老闆夫妇俩打理,小平房歪歪倒,座椅满是油污,但那里的鸡丝凉麵、凉拌肚丝和烧鸡公等,堪称绝冠京城。有时,刘晓波专程跑去吃饭,还要打包几份回家,一连吃好几天。

他们最常去的,是好朋友周忠陵开的、位于海淀区塔院的那家名叫「食盅汤」的川菜馆。这家店是刘晓波夫妇和包遵信帮周忠陵策划开张的,店里悬挂的题词大都出自包遵信的手笔。特色菜是牛肚火锅、牛蛙火锅、鸡火锅等,堪称北京最辣的川菜馆之一。刘晓波不怕辣,经常满头大汗仍然战斗不止。另外,刘晓波家附近有一家名叫金山城川菜馆,那里的回锅肉和麻婆豆腐等经典川菜,也让他百吃不厌。

到外边吃饭,大部分的时候刘晓波与刘霞都同行,刘霞也乐于参与晓波的饭局。刘晓波的吃相不雅,速度很快;刘霞则慢条斯理,一直吃到最后。两人形成有趣的对比。吃饭的时候,刘晓波最喜欢喝可乐,而且必须是可口可乐;刘霞则是无酒不欢,对红酒尤其有品鉴能力。

在少数刘霞身体不适的时候,刘晓波只好一个人出席饭局。如果吃到好吃的菜品,他就会马上掏出手机,给刘霞打电话说:「这里有个什幺菜太好吃了,我给你打包一份回来!」打完电话,他便对请客的主人说,再要一份这个菜吧,我给刘霞打包回去。他从不表示虚假的客气,直率而真实。

刘霞对自己的厨艺颇为得意。她说,自己的诗歌比小说好,画比诗好,摄影比画好,厨艺比摄影好。刘晓波被捕之后,刘霞说:「在日常生活中,我最想念他的时候是,比如去市场买东西,我会问他喜欢吃什幺东西。」那个时刻,刘晓波会说,肉,肉,肉。是不是刘晓波知道,这是监狱里最缺乏的东西,所以趁还没有坐牢的时候,要多吃一点?对此,刘霞带着淡淡的哀伤说:「他走了以后,作为厨师的我,也就失业了。」

刘霞选择了刘晓波,也就选择了一种非正常的生活。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六四」六週年的呼吁书,被北京市公安局软禁在西山的一个祕密地点,失去人身自由八个月。刘霞被允许每半个月去探访一次,可以带些食品和书籍去。那时,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名份」。

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清晨,刘晓波被警察从家中带走,然后是长达三年的劳动教养。后来,刘晓波在给刘霞的信里描述了当时的场景:「那个离别的早晨,阳光灿烂,对于惯于熬夜、中午才起床的我来说,显得陌生而怪诞。在没有任何準备的空白中,敲门声惊醒了我们,两个熟悉的片警出现在门口:儘管你早有心里準备,但灾难突然搅碎晨梦,恐慌和剧痛使你无力挥手告别,只能在漫长的煎熬中守候、等待。」

不久,刘晓波被移送到大连劳教所。由于刘晓波和刘霞还没有正式登记结婚,只是「恋人」关係,当局借此阻止他们会面。在刘晓波被劳动教养的三年里,前一年半时间,刘霞只能给刘晓波送去食品、日用品和书籍,这些东西必须通过门房送进去,她不能踏进去劳教院半步。

当局企图通过这样的刁难让刘霞知难而退,没有想到反倒坚定了他们结婚的决心、加快了他们结婚的步伐。刘霞向有关部门提出结婚申请,「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她那像压伤的芦苇般羸弱的身体中,隐藏着怎样倔强的灵魂啊!

结婚本来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中国的宪法和婚姻法都有明确规定。然而,刘晓波不是普通人,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顺利地办理结婚手续。经过旷日持久的申请,层层手续的审批,由朋友找到陶斯亮帮忙。陶斯亮是中共开国元勋陶铸的女儿,曾经担任统战部第六局副局长。她思想开明,在「八九」学运中对学生颇为同情,「六四」后被免职。陶斯亮在高层人脉较广,找到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长疏通此事,由该副部长亲笔批示,刘晓波和刘霞才获得「结婚权」。

刘晓波和刘霞的这张结婚证书是在大连教养院中领取的。那天的情形特别诡异,劳教院方面说,与当地民政部门联繫好了,将派一名专职摄影师来给他们拍摄一张结婚照,然后现场办证。然而,当这名摄影师来到劳教院为他们拍摄合影时,突然发现照相机无法按下快门。摄影师惊讶地说,这部机器用了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摄影师满头大汗地摆弄了半天,始终无法修好。这不像是当局故意捣鬼。

怎幺办呢?幸亏刘霞事先携带了她和晓波的两张单人照。她临时决定,将两张单人照拼合在一起,贴在结婚证上,然后请办事员盖上大印。这时,也顾不上吉利不吉利了。就这样,他们成了一对合法夫妻。这恐怕是一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用两张单人照拼合在一起的结婚照。

接着,是一顿简单的庆贺午餐──无非是劳教院的食堂为他们炒了两个菜,但对他们来说,却是天上的美味。在这三年里,这是他们唯一一次同桌吃饭。刘霞会做很多拿手好菜,可惜此刻她不能为刘晓波做菜。刘晓波喜欢吃肉,可是监狱中肉食奇缺。看着刘晓波狼吞虎嚥的模样,刘霞感到阵阵辛酸,可还是强作笑颜,这毕竟是他们结婚的时刻啊!

饭后,刘霞回家了,刘晓波继续接受劳动教养。听起来,这不太像是一场婚礼。后来,当他们谈起这段往事时,语气平和,不乏幽默,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刘霞幸福地笑了。她说:「一旦结婚,我就可以合法地去看望他了。」

在那段时间里,刘霞每天都要写一张卡片,挂在自家的墙上。三年,积攒了一千多张卡片。这一千多张卡片,就是刘霞对刘晓波爱的定格。

刘霞想,在晓波出来之前,一定要把房子好好布置一下,以便迎接晓波回家。但是,那时她辞职在家,并无固定收入,也没有积蓄,拿不出这笔装修的钱来。她又不愿跟家人要钱,便去问周忠陵有没有钱。周拿了一笔钱出来,刘霞这才将房子布置一新。

对于刘霞的爱,刘晓波无比珍惜。九○年代以来,刘晓波强调责任伦理,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家庭伦理。他对过去自己家庭伦理的缺乏作出了忏悔:「我很少关心每天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具体的人,而只关心崇高而抽象的正义、人权、自由。我把亲人们整日为我的安全而心惊肉跳视为世俗的懦弱。」他反问说,那种对「革命事业」的自我神圣化以及对身边亲人感受的轻视,与共产党有什幺差别呢?

刘晓波对爱和责任的认识,是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中汲取的沉痛教训,也是从「六四」受难家属群体那里学到的真谛。丁子霖如此回忆第一次与刘霞见面的场景:一九九九年的世纪末之夜,这是刘晓波此番重获自由后与他们的首次见面,也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刘霞。刘霞给他们的印象是一个单纯、瘦弱的女子,不多说话。「她只是依傍在晓波身边听我们谈论,不时呵呵地轻声微笑。那时刘霞还留着齐耳的短髮,不到四十的年纪,已隐隐有了些许白髮。」两位老人与刘霞一见如故,从此将她当作女儿来看待,「虽是与她初次见面,但我们想到她一个弱女子,没有妻子的合法身分,这些年来每月往返于北京与大连之间,这份忍辱负重远非常人所能承受。我们对刘霞的爱怜之情即始于那初次见面,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吧!」

对于这次见面,刘晓波也有过一段描述:「临走前,丁老师反覆叮嘱我好好对待刘霞,不能再卤莽行事,把刘霞一个人留在有形监狱里的『心牢』里。我很感动,这才是对我们俩口子的真正关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难,一点也不次于政治犯本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我想,丁老师之所以关心刘霞胜过关心我,肯定来自她这些年的亲历,她太了解失去最亲爱的人的遗属们的艰难:残暴制度的迫害和良知匮乏的社会,使独裁制度反抗者的亲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是随时可能与亲人被迫分离的焦虑,还是被监视、失去隐私的烦恼,更有官方刻意洗脑所造成的遗忘和冷漠。」

在刘晓波的人生座标中,最重要的不是中国民主化的愿景,也不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而是与刘霞相知相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刘霞的光头和裹着一副长披肩的打扮,让很多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大吃一惊:难怪刘晓波是学美学的,找了一个打扮如此前卫的妻子!

她身上有一种波西米亚人的气质:穷困潦倒、漂泊不定,却充满反传统的创作活力。刘霞就是一个希望摆脱一切束缚的波西米亚人,她甚至对刘晓波追求的民主亦不抱太高的期待。基于对人性败坏的深刻体认,对于现实政治,她更多持一种无政府主义立场。法国知名经济学家、刘晓波夫妇好友索尔孟(Guy Sorman)教授则将刘霞形容为「中国的犹太人」。「犹太人」在这里不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概念,它涵盖了所有被压迫、被凌辱的人群,如圣经〈耶利米哀歌〉(Eikha)中说:「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乾如槁木。」刘霞的瘦,以及她那苍凉的眼神,看上去就像是一名刚刚从纳粹集中营里被解救出来的犹太女子。

「中国的波西米亚人」跟「中国的犹太人」刚好构成刘霞的两面,正像她在诗句中描述的:「我看到另一个自己/在人间玩一场危险的游戏。」

刘霞热爱摄影、绘画、诗歌、美食、美酒、香烟、旅行和优雅的生活。她本人不从事政治活动,也很少公开发言,只因为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政治开始如影随形,成为日常生活挥之不去的梦魇。她自己说过:「我对政治不是很有兴趣,我也对改变社会不抱什幺希望。我很少读刘晓波写的东西。但是当你跟这样的一个人住在一起,即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

不过,她也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她是受西单民主墙启迪的一代人,刘晓波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时,家在北京的年轻人当然比外省人幸运,只要有意愿,他们就可以去西单看『民主墙』。我的妻子刘霞就曾是无数位『民主墙』的热心读者之一。」那时,刚刚年满十八岁的刘霞,每天步行到西单,在人头攒动的民主墙前驻足。为了抄几段民主墙的文字,她总要想方设法地挤到前排。无奈她身体瘦弱,钻到前排的成功概率很低。

刘霞的心中有源源不断的温情,更有毫不含糊的是非判断。因「八九」而被整肃的出版人李贵仁回忆说,他与刘霞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八○年代中期新闻出版界的一个会议上,刘霞还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那时正是「清除精神污染」时期,新闻出版署的一名副署长在讲话中要求编辑们严格审稿,李贵仁当场提出不同意见。中午吃饭时,刘霞特意坐在李贵仁旁边,向他表示支持。会议结束后,在机场,刘霞从相隔十多公尺的栅栏外边大步向李贵仁走过去,把他的手紧紧抓住,一边握一边说:「你是一个大写的人!」在「六四」之后,李贵仁被捕入狱。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了刘霞的一封信。「她没有提及政治,也没有说到我被捕的事情,只是问:你那边的天气好吗?信末则是诗一样的语言:明天,太阳照样升起,霞妹依然年轻!」

如果刘霞不认同刘晓波持守的价值,就不会选择跟晓波结婚,并分担晓波身上的担子。在朋友圈子中,大家都把刘霞看作大姐姐。刘晓波入狱之后,她仍然坚持刘晓波在家时他们夫妻恪守的一个生活习惯:定期请一些良心犯家属吃饭。虽然她自己也是一名良心犯家属,却念念不忘去关心和安慰别人。

刚接触刘霞的人,会觉得她很怪、很冷,在刘晓波眼中,她是一块透明的冰。「亲爱的,你端坐在盛夏的黄昏中,我却看见你身体里的冰,你一直很冷,出生时手指尖冰凉。」但这块透明的冰,却照出人性的本质。刘霞比刘晓波对人更有判断力。刘晓波表面说话尖刻,其实骨子里温暖而宽厚,对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缺乏防範,常常被人利用。刘霞往往在旁边给他建议,譬如,此人可交,或此人不可交。事后证明,刘霞的建议十有八九都正确。

长期在「老大哥」眼睛的注视下,过着如履薄冰的生活,刘霞经常内分泌失调,皮肤过敏,还患上严重的失眠症,需要服用安眠药,或者晚上喝一整瓶红酒,才能入睡。朋友们都很担心刘霞的身体状况,很多朋友向她推荐治疗失眠的密方,还买过据说疗效极佳的特型枕头送给她。但她一一尝试之后说,这些东西没有什幺效果,还得靠安眠药。失眠,大概是作为刘晓波的妻子,且生活在这个扭曲悖谬的时代,必须付出的代价。

刘晓波被捕之后,有朋友询问刘霞的睡眠状况如何。她说,这些天来,刘晓波不在身边,反倒能睡得安稳了。「天花板上早已掉下来一只鞋子。多年来,我就像在等候着另一只鞋子掉下来的那个人一样。如今,这只鞋子终于落下来,我这才感到安心了。这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笑」是刘霞标誌性的表情,即便没有什幺理由,她也会「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如果是跟她不熟的人,见到这种肆无忌惮的笑,会感到诧异。在这种笑的后面,是对自由的坚守、对爱的执着、对浪漫的不可救药的渴求,以及对苦难和邪恶的轻蔑。刘霞是刘晓波灵魂深处那根稳如磐石的「定海神针」,与刘晓波在一起,她有幸福,也有痛苦,有快乐,也有忧伤,所有这一切,都凝聚在她的「笑」里。

关于刘霞的笑,她的好友廖亦武曾写道:「(对刘霞)所能记起的,就是笑。笑得几近白癡。……我与刘霞的共同点是:学历低,自学没成才;不同点是:她贪酒,我贪吃。不晓得这种女人嫁给刘晓波后,还傻笑不?」

而这个原来爱笑的女人,嫁给晓波、中国的头号政治犯、共产党最不想见的人之后,终究还是被逼哭了。一九九六年刘晓波被警方抓走后,杳无消息。刘霞把这一情况告诉好友周忠陵,周自告奋勇地说,要陪同刘霞去找晓波。刘霞说,刘晓波有可能被关在香山植物园附近的一处公安管辖的院子,以前刘晓波曾被短暂拘押在那里。于是,他们就打了个面的去找。还真的找到那个院子,敲门却无人应答。他们围绕着院子的高墙走了好几圈,大声叫喊刘晓波的名字,直到嗓子沙哑,喊不出声音来。刘霞希望晓波听到她的声音,心中至少得到几分安慰。但是,里面始终没有任何动静。后来他们才知道,刘晓波并没有关在那里。

回家之后,远在四川的廖亦武打电话给刘霞,刘霞平常都在笑,但那一次刚说了一句「他们不让我见……」,就从头哭到尾,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廖亦武只能沉默地听着刘霞的哭泣,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是的,丈夫失蹤了,一个妻子内心的欢笑永远失去了,可往后的日子,她还得笑下去。」

二○○九年,刘晓波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后,作家唯色写到一些小细节:「得知判了十一年,短信给刘霞。很晚的时候,快十二点了,才收到她的回覆:『我还好。一直笑着和晓波说了十分钟呀。』……过了一会儿,刘霞说,我回到家后才崩溃。『崩溃』两个字太刺眼了。……她很快回覆:『我晚上还出去吃喝了。』我想像得出她生怕相烦旁人,又没心没肺地笑呵呵的样子,但有一个晚上,她在电话中对力雄泣诉,每天笑得很累。」

然而,与一次接一次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苦难迎面相遇,刘霞没有被击垮。刘霞说:「晓波数次入狱,在家的时间也多半不自由。作为妻子,我别无选择地成了丈夫不幸命运的一部分。」她看透了中共政权最隐祕的本质,当邪恶扑面而来,她见怪不怪。刘霞平静地说:「在日常生活中,我都是永远把事情往最坏那方面想。外面当然会笑着过日子。我有朋友说我属于天生抑郁的那样的人。我太消极了,太不愿意跟这个社会有任何关係。在内心折磨自己。而相反,事情真的发生了以后,我突然发现,我现在眼前出现的,都变成那种美好的画面了。」

二○○八年刘晓波再度被补之初,朋友们都乐观地估计他很快就会被放出来,刘霞却悲观地估计,这一次刘晓波大概会被判十年。朋友们都不敢相信。结果,刑期是十一年,比刘霞的估计多一年!刘霞这时才笑着对朋友们说:「既然我原来的估计是十年,现在是十一年,那我就当作是他只被判了一年吧。」

刘霞热爱摄影、绘画和诗歌。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饭时,刘晓波通常高谈阔论近期的时事,刘霞则在一旁跟女朋友或艺术家们谈摄影、绘画和诗歌。她多次说:「我不是刘晓波的附庸,我酷爱诗歌和绘画。」

与乐观开朗的刘晓波不同,刘霞心灵深处充满带有形而上意味的悲观主义。对于人生,虽悲观却不虚无,因为她还有热爱的领域──摄影、绘画和诗歌。有一位作家说过:「有时我奇怪,所有那些不写作、谱曲或画画的人,是怎样做到得以逃避发疯、忧郁、惊恐这些人类境遇中总是存在的东西。」刘霞的摄影、绘画和诗歌,都被动地具有了自我疗伤的功能。

刘霞做摄影纯粹是为了「好玩」,她将摄影当作名副其实的「爱好」,从未想过成为职业摄影家──对她来说,一旦什幺事情变成「职业」,就索然无味。刘霞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非职业化的。在这一点上,她比大部分中国艺术家都「先知先觉」。正是这种非职业化的、不为发表也不为挣钱的自由心态,让其摄影作品具有独特的灵气。

刘霞使用的相机等设备也是业余的,她在操作机械方面,近乎于「白癡」。因此,连刘晓波都感到奇怪:怎幺突然有一天,连傻瓜相机都不会使用的妻子,居然拍出一张张好照片?从为丈夫拍摄的肖像到随意拍摄的风景和静物,都打上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刘霞烙印」。

多年来与刘晓波夫妇有密切联繫的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注意到,刘霞的照片全是正方形和黑白的。古代中国的城墙呈矩形,紫禁城,天安门,无不如是。在中国,矩形代表秩序、规律、庄严与封闭。中国传统的国画间或有彩色,但最纯粹的艺术如书法,则一律是黑、白两色。刘霞的这些照片,可以看成是对晚近数十年中国的评语,它们彷彿在自己说话:「看!历史在这里!」

在刘霞的摄影作品中,最具震撼力的就是「丑娃娃系列」。刘霞拍摄的对象大都是破旧、变形、残缺的洋娃娃。一般的洋娃娃都美丽而鲜豔,如公主般娇美;刘霞拍摄的洋娃娃则丑陋而痛苦,如恐怖电影中让人毛骨悚然的玩偶。有时,刘霞委託朋友帮助搜集洋娃娃,有朋友专门从国外带回漂亮的洋娃娃,才发现她要的根本不是此类小女生的玩具。

刘霞镜头下的洋娃娃,是一群怪异的小家伙,仅有婴儿大,却长着成人的脸孔,表情或痛楚,或恐怖,有的吶喊到一半僵住了,模样都有点病恹恹的。林培瑞评论说:「看着并不好受,我们却还要看。要说这些是幼儿,脸上却已经打下印子,铭记着令人不忍卒睹的未来;要算是大人,又不知什幺原因未曾发育。洋娃娃也没有性别,它们就是我们大家。」


比起摄影和绘画来,刘霞写诗的历史更长。早在八○年代中期,她就是一名在圈内被肯定的诗人,她曾经在《诗刊》、《人民文学》、《中国》等杂誌上发表过作品(她的诗歌与刘晓波的评论曾经刊登在前后两期的《中国》杂誌上)。在家国情怀浓重的八○年代,刘霞的诗歌很早便脱离了宏大的叙事模式,而具备纯粹的个体性。在专制主义和男权文化的双重压迫之下,她在诗歌中苦苦寻求女性身分和自我身分的认同:「我这个场外观察家/躲在情节之外的角落/在幕布的阴影里/用笨拙的手/缝补着一块床单/似乎我的舞台/和生命所余的所有时间/全在这块仅仅能/包裹住我的床单里/没有人听到/一个灵魂/在针脚里哭泣。」廖亦武评价说:「在诗歌娼妓氾滥成灾的上个世纪中国,诗圈外的刘霞是倖存下来唯一的女诗人。」

「六四」之后,作为一种个人性的抗议方式,刘霞不再给国内的任何刊物投稿。她的诗歌要幺是写给自己的,要幺是写给晓波的。刘晓波的诗歌也是如此,林培瑞的评论一语中的:「于人生,于艺术,她给他滋养、启发与灵感,正如他于她。俗语说一对爱侣『合而为一』通常作不得真,他俩却当之无愧。……晓波有不少诗题给『霞』、『给霞妹』、『给我的妻子』,可是她通常并非主题,诗句取材相当广泛──『六四』屠杀、康德、伽利略、一只没来得及道别的小狗。但若说这些诗作均为『霞』所作,也无不可,因为刘霞是他长相左右的伴侣。两位艺术家并肩观看、感受、担忧。」

刘霞最喜欢的诗人是美国女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八○年代初期,刘霞将普拉斯的肖像贴到床头,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普拉斯没有刘霞那幺幸运──刘霞遇到了爱她一生的刘晓波,而普拉斯的丈夫诗人休斯(Edward James Hughes)后来背叛了她。

刘霞并未单独出版过诗集。直到刘晓波第三次出狱后不久,才着手编辑《刘晓波刘霞诗集》,算是给妻子的一份礼物。这样的书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只能送到海外出版。诗集不会有好的销量,很难找到愿意接受的出版社。香港《前哨》杂誌的主编、夏菲尔出版社的老闆刘达文遂拔刀相助,接下这本书稿。刘达文回忆说:「友人谢平和贝岭不约而同地为刘晓波的事找我。刘晓波刚出狱,想出一本诗集『沖喜』,顺便向中共『示威』。这种事过往都是田园书屋的黄老闆在帮忙,他帮过太多这种忙,这次不好意思再麻烦他。既然这样,我就接下了这个『政治任务』。于是,就有了二○○○年的《刘晓波刘霞诗选》。」

《刘晓波刘霞诗选》在香港出版十年以来,并未引起太多读者的关注。热爱纯文学的人嫌它太沉重,喜欢政论的人认为诗歌不够直抒胸臆。其实,这本书中收录的数百首诗歌,堪称刘晓波与刘霞浓缩的爱情史和心灵史,正如刘晓波所说:「这三年我妻子为我吃了特别多的苦,这本诗集的出版主要就是为了纪念我们两个结婚、相爱,然后共同经历过这三年的苦难。」许多诗歌都是他们被迫分离时写的,刘晓波在监狱里,刘霞在心牢里,诗歌成为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繫纽带。

刘霞在诗歌中常常自比为小鸟,与着名导演吴宇森在电影中常常使用雪白的鸽子镜头一样,小鸟在刘霞的诗歌中也有一种宗教和形而上的意义。「我真想把你放飞/趁现在天黑趁小雨迷离/飞吧/回到你的黑麦田/千万不要醒来。」廖亦武写到一段往事:「我恍惚记得刘霞有过一篇小说,写一个女孩用她的小手沿着街边的橱窗『走路』,阳光折射之中,小手印就逐渐变成了小麻雀。」这是宿命吗,梦想变成鸟的女孩,却成了囚徒刘晓波的妻子?

刘霞和刘晓波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刘霞说:「很早以前,我们俩人就商定不生孩子,不论是男孩女孩,父亲被投入监狱对于他们来说总是件十分残酷的事。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顶客族。」他们决定不要孩子,还有一个原因是,刘霞觉得做母亲过于沉重,她小时候就没有享受过母爱,她不愿让这个诅咒遗传下去。

没有孩子,这对夫妻便彼此拥抱取暖。家,总是一个最温暖的地方,因为有爱人在。晚上,刘晓波和刘霞跟朋友们吃完饭,尽兴而归,差不多是十点左右。这个时间对一般人来说,稍稍休息一下,就要準备上床睡觉了;而对刘晓波和刘霞来说,才是一天工作的开始。刘晓波和刘霞都是「夜猫子」,喜欢晚上工作。

刘晓波在客厅兼书房里面,泡上一壶浓得看不出颜色来的茶,打开电脑写作,或者在电话上跟朋友们聊天。刘霞则在那小小的画室里画画、写诗、读书,或者摆弄摄影作品。他们自得其乐,各不干扰,一直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才上床睡觉。第二天中午一点左右才起床。谁要是上午给他们家打电话,包準找不到人。

他们家里有一台电视机,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打开看。除非有精彩的足球赛,刘晓波这个铁杆球迷才会被吸引到电视机前。曾担任笔会祕书长的赵达功回忆说:「刘晓波的电脑就在客厅里,书房也在客厅里,客厅里有电视机。他可以一边看电视球赛,一边与我聊天……即时绘声绘色谈论球赛现场情景。」就像不读中国当代的小说一样,刘晓波也不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对他来说,足球就是足球,体育就是体育,是力量与技巧之美,与民族主义无关。在锦州监狱,二○一○年世界盃足球赛期间,刘晓波和狱友们被允许观看了大部分比赛──他全身心地沉浸在精彩的球赛中,几乎忘记了身在监狱。

在适应这个世界的能力上,刘霞比刘晓波弱。刘霞是个「不适应的女孩」。刘晓波在家时,她是「笨孩子」,不敢独自过马路,看到车水马龙的街道就发怵。过马路时,总要刘晓波牵着她的手才安心。很多年来,她不会使用手机和电脑,用手机打电话时,都是刘晓波或朋友帮她拨好号之后,再将手机递到她手中。

二○○八年十二月八日晚上,刘霞回到家,看见刘晓波正在电脑前忙着发《零八宪章》的电邮。大约十一点,外边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这声音一听就是警察。刘晓波喊刘霞:「赶紧用手机打电话!」刘霞就待在那里──她从来没有用过手机,也不知道怎幺寻找手机中的电话簿给朋友们拨电话。结果,当警察冲进来抓走晓波时,她一个电话也没有打出去。在刘晓波跟警察一起出门之前,刘霞向刘晓波挥了挥手机说:「不用打了。」

那一幕,如同卡夫卡小说中的情节。刘霞说:「我觉得卡夫卡是在写我们的生活。通过阅读,我可以经历别人的生活,更加极端的经历。比如『大屠杀』(Holocaust)中的犹太人。我在别人的生活中目睹到了失蹤、焦虑和痛苦。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权当是在读另外一本书。」

刘晓波被捕之后,刘霞迫不得已学习使用手机,甚至学会了发短信──虽然不会发标点符号,收信人需要自己断句。她还学会了使用电脑,输入文字,发送电邮,以及语音聊天。

与性格外向爽朗、喜欢结交朋友的丈夫不同,刘霞性格内向而腼腆,是一个习惯于过「内在生活」的人,并不喜欢跟陌生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国使馆的外交官打交道,更不愿意曝光在媒体的闪光灯之下,她不愿个人的生活具有「公共性」。晓波被捕之后,她不得不「敞开自己」:去跟许多外国记者和外国使馆的外交官见面,讲述丈夫的案件,寻求呼吁和帮助。这些事情对她来说,比摄影、绘画和写诗难度大多了。

刘霞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的,却不绝望。刘霞对生活,对周围的人,包括那些伤害他们的人,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爱。即便是那些负责监视她、身穿警服或便衣的人,口是心非地叫她「姐」的时候,她都含笑接受,不带一丝的轻蔑与怨恨。

从与刘晓波结婚开始,刘霞就奔波在探监的路上。刘晓波第三次出狱之后,细细数算刘霞前来探监的次数:「我入狱三年,妻子往返于北京与大连之间三十八次,其中还有十八次不能与我见面,只是留下送给我的东西就孤零零地走了。在被冷酷所包围的孤独之中,在连一点点隐私都无法保留的被跟蹤与被监视之下,她苦苦等待着挣扎着,彷彿一夜之间就白髮早生。我坐极权制度有形监牢,亲人们坐我为他们建造的无形心牢。」

那时,刘霞每月从北京去大连探望刘晓波一次,两地之间的来回,差不多是近两千公里的路程。大多数时候没有人陪伴她,那时敢于帮助她的朋友并不多。她一个人奔波在拥挤而骯髒的火车上,吃力地搬运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和书籍。那是一段怎样痛楚而艰辛的旅途啊。更让刘霞痛苦的是,刘晓波的父母并不接受她,不让她上门,她与刘晓波的母亲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苦难还在继续。二○一○年五月,刘晓波被移送锦州监狱,从同年六月起,刘霞获准每月可以探监一次。一般的刑事犯,家属每週可探监一次;像刘晓波这样的政治犯,家属只能每月探监一次。如果刘晓波坐满刑期,刘霞将在北京与锦州之间往返一百多次。北京到锦州大约五百公里,如果坐火车,夜车大约为六个小时;如果开车走高速,大约花费六到八个小时。那样的话,加起来将是六万公里的路途!

当年,刘霞在北京与大连之间奔波了三年多;如今,她又将在北京与锦州之间奔波十一年。刘霞知道,妻子的探监是丈夫在狱中最大的盼望,刘晓波上次坐牢时在信中说:「越是困顿就越要乐观,外面越黑暗内心越明亮,比如,你的微笑,就是阴雨连绵中的一柄红伞。」所以,无论如何她也要坚持下去,并且把灿烂的微笑留给丈夫。

十一年时间如大山一般横亘在刘霞面前。她说:「首先我要告诉晓波:每个月到探监的那个日子,我都会出现,我会给他写信,我会给他送书。只要我走得动,我起得来,我肯定会月月不落地去看他。然后呢,我肯定要调整我自己,我必须得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来,我不能只是一个探监的妻子,我得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尽可能地把非常的日子过得日常。……我该读书就读书,该画画就画画,该拍照就拍照,该写诗就写诗。我不能就做一个整天诉苦的人,整天除了刘晓波,我就再没有什幺可说的事,没有什幺可做的事,如果我这幺过十一年的话,晓波出来,也会非常悲哀。」刘霞知道,这是她等候与守望晓波的最好方式。晓波归来时,她不再年轻,却依然神采飞扬。

此时的刘霞,身体已不如当年。眼疾、内分泌失调、失眠、神经衰弱等疾病时常折磨着她。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站出来,陪她去探监、帮她搬运食品和书籍。大家还列出一张表格,每次安排两、三个朋友陪她去,很快,一年的表格就排满了。

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奖之前,刘霞前去探监了三次。最后一次,原计画是刘霞和朋友坐火车,其他一些朋友开车运东西,大家在锦州会合。刘晓波的哥哥刘晓光和弟弟刘晓暄都会去,他们先到大连看望父亲,再从大连去锦州。事先,大连警方说安排一辆警车送他们到锦州。谁知,东北突发大水,警车得在原地待命。兄弟俩只得临时买到锦州的火车票,已经没有座位了,在车上站了一个晚上。

北京这边,由一位朋友陪同刘霞坐火车前往锦州。他们是在凌晨一点左右上火车的。进站的过程很顺利,他们进了一间软卧包厢。然而,刚刚坐定,立即有乘警过来查身分证,没有查旁边那位朋友的,专门查刘霞的。刘霞与朋友聊了阵天,喝了点酒,凌晨两、三点左右小睡一会儿。七点左右,火车到达锦州站。

探监的时间是下午,他们先找到一家酒店安顿下来。饭后,大家包了一辆计程车去监狱。天下着雨,车开了二十多分钟。不是直系亲属不能入内,陪同的朋友只好在车上等待,刘霞和刘晓光、刘晓暄一起进去。会面时间比上一次长,差不多两个小时。出来时,刘霞的心情很好,脸上带着笑容。她说,他们是在一个房间里会见的,中间没有隔着玻璃,三人都跟刘晓波拥抱了。告别时,大家都有些激动,都落泪了。带去的黄油、酱肘子、水果等食品都送进去了,还有很多书籍,其中有几本是友人余世存、刘柠写的,刘晓波看到之后很高兴。

然后,他们坐计程车到火车站,刘霞和陪同的朋友坐当晚的火车返回北京,兄弟俩与他们在火车站告别。后来,刘霞在火车上说,这次三个亲人一起去探监,让刘晓波深感很欣慰。他跟大哥来往很少,多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这次大哥也来探监。刘霞还谈到刘晓波狱中的生活情况,主要的难题是伙食太差,早上吃硬米饭,刘晓波有胃病,多次提出能不能换成柔软的食物,比如稀粥,但一直没有实现。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消息传出之后第二天,刘霞被带到锦州监狱与刘晓波会面。按原来的计画,探监的时间是下一週。这次,当局没有限定他们谈话的内容。刘晓波说,如果刘霞能代表他去挪威领奖,一定要用他在法庭上所作的最后陈述中献给她的那段话作为领奖致辞。刘霞说:「我答应了他,但这对我太有难度了!」

在那篇二千多字的最后陈述中,刘晓波用了三百多字表达对爱妻的深情:「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蕩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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